诺奖得主时间一致性问题和真实经济周期
2004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的殷殷期待中尘埃落定，幸运之神眷顾了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携手分享了此项殊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1日宣布，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此前，基德兰德曾在196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最终都与该奖项无缘，此次成功问鼎使基德兰德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3个获奖的挪威人；而普雷斯科特则成功地延续了美国经济学家连续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记录。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他们为何获得诺奖？
众所周知，1970年代以前，经济学领域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和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思想统治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通常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方的变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通常集中在解释和说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可以说这个时候还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的运作。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早期的这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日益显现，基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的经济都处于一种滞胀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而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的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供应方面的波动（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等）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及政策的观察、解释和分析运用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即《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不一致性》和《构建时间与汇总波动》。其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是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穿时间一致性问题。
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由“菲利普斯曲线”所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实行高通货膨胀政策是降低失业率的惟一选择。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认为失业率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水平，即所谓的自然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是无关的。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从长期来看，根据实际通货膨胀所作出的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上涨调整会使失业率回到其均衡水平上，从而导致政策失效。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公众预计未来资本税收将上升，那么他们就会减少储蓄；如果企业预计将来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通货膨胀率将上涨，那么企业将会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正是这两位获奖者详细阐述了这种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所导致的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时间一致性问题。
在他们的论文中，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利用一个两时期模型对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公众在作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察政府当期和之前曾作过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的政策趋势，同时还要参考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未来的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静态分析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因此显然不是最优的求解方法，其所得到的均衡结果也只能算是一个次优均衡，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种规则使得公众充分相信当经济进入下一阶段以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政府所期望出现的结果就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需要考虑当期的问题就可以使经济达到最优均衡。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所谓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政府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由于政策缺乏可信性而导致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未能达到最初的政策目标，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强化政府政策的可信性，那么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使该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对于“一致性的经济政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论文中也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即“如果在每一时期t（t＝1，2，……，T），给定公众的最优选择x1，x2，…，xT－1以及任何将来时期s（s＞t）政府按照相同规则选择的情况下，政府选择的可以使社会福利函数S＝（x1，…，xT，，…，）最大化，这样的经济政策从时间或动态上来看就是一致性的经济政策。”
在他们的论文中，两位获奖者认为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是与一成不变的大自然（nature）之间的简单博弈，而是与理性个体之间进行的动态博弈，理性个体能够观察并预期到政府政策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许多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下降，这时时间一致性问题就会产生。但事实上，根据博弈论理论，动态博弈并不是时间一致性问题产生的根源。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产生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人偏好随时间的不规则变化，即如果人们的偏好是时间的不规则函数，那么在某一时点作出的最优决策往往不能持续到以后，这时要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人们就必须对未来作出前后一致的计划，或者事先作出一些承诺；二是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个体之间的目标函数存在实质性差异，普雷斯科特等人后来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政府的目标函数与经济个体的目标函数是有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时间一致性问题的产生；三是经济个体之间因偏好不同而产生的外部性，由于众多经济个体的效用函数不完全相同，而且都只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政府则希望能够代表所有经济个体福利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这样某个个体的最优选择会通过社会福利函数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对其他经济个体产生外部性，进而导致时间一致性问题。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在于事先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precommitment），即政策制定者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经济个体认为，即使经济个体采取了对自身最有利的行动，政府最初的承诺仍然是其最优选择。一般来说，这种制度安排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准则，使其无法或者没有动力去制定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discretion）；其二，加强政策制定者的独立性，比如有研究表明，总体来看，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其三，建立良好的声誉（reputation），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平时通过较少制造通货膨胀来积累信誉，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利用声誉获得较大的收益；其四，委托（delegation）方法，即委托一些个体来制定政策（但这些个体应不赞同公众关于产量和通货膨胀的相对重要性的观点），这样，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个体来制定时，通货膨胀率就会比较低，从而预期通货膨胀也会比较低。真实经济周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分析。在他们的研究之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强调需求方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他们则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详细论证了供给方冲击也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产生原因的看法；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直接拓宽和创新了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曾极力赞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论，认为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能够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并认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
1980年代以前，经济周期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真实或名义的需求冲击是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比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投资需求冲击引起，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周期由未预料到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引起。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围绕长期增长的波动）当作两个独立现象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进步（是其推动力；经济周期波动则被认为是由总需求变化推动、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波动。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从而为宏观经济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穿在他们的经济周期模型中，技术进步率的现实波动会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劳动时间都发生变化。而此前的经济周期模型大都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建立在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之上，但随着19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和滞胀的出现，这些在1960年代还很有效的模型开始失去其解释能力。而在两位获奖者的经济周期模型中，技术进步的现实波动会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劳动时间都发生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会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这样就对当时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给予了恰当的解释。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那篇极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论文之后，金、朗贝洛和普洛瑟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对该模型予以简化，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基于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的假设，RBC模型提出产出、就业、消费、投资的波动与货币供给、价格粘性等因素无关，而是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方面的冲击，改变了就业与产出的自然率，一旦这种冲击发生，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对此做出反应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意味着，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反之则反是；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状态，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因而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没有必要去干预经济。如何评价他们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托斯特•佩尔松曾表示，今年的奖项颁给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于所有评委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这充分说明两位学者共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众望所归，而且也赢得了所有评委的青睐。正如评奖委员会在公告中所说的那样，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现实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在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出现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论文中提到的专利保护政策为例，假定某项专利已经发明出来，那么对政府来说，其最优的选择是不提供专利保护，因为专利保护会限制其他人使用发明成果，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但发明人在预期到这一点之后，就没有动力去继续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都希望做一个搭便车者。如果每人都这么想，就不可能有专利被发明出来，这对社会来说其实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政府只有通过采取某种制度安排（比如立法的形式）让公众相信专利保护政策的有效性，也即成为一项一致性的经济政策，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世界各国纷纷颁布《专利保护法》一类的法律来保护专利发明活动，其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受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之后，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开始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问题。比如Calvo（1978）研究了财政政策中的最优税收问题，提出在完全预期的情况下，最优税收政策从时间上来看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因而不能实现动态一致；其他学者对最优资本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再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对解决失业问题也于事无补）。
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说，由于这一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因而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的检查。总体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此外，真实商业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也就是说，技术可能进步，也可能后退。根据这一理论，反向冲击会导致衰退。但这个假设招致了许多怀疑，先进技术通常要持续使用到它被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所替代，这使得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得相当奇怪。但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社会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
客观地说，关于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当前经济学界仍存在很多争论。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仍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相比之下，他们更加认同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即名义的扰动和名义价格与工资的粘性才是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但是，随着后来研究人员和学者对标准模型的发展和完善，许多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判和怀疑都已经得到了克服和解决。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仍在继续寻找新的方向来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体系，比如多部门RBC模型、异质个体RBC模型、引入离散选择的RBC模型、引入产业动态发展的RBC模型等等。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面临的来自经济学界的质疑和挑战就从未停止过，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所接受。在当今几乎所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程中，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总体上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大支柱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原则上对于所有类型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都是适合的，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急剧变化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言，两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型和方法，可以把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一理论无疑也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普雷斯科特出生于纽约，现年63岁。1962年，他在斯瓦尔特摩尔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又在卡斯西部储备大学获运筹学硕士学位，1967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曾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1998年开始兼任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货币顾问；2003年至今，普雷斯科特被聘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其讲授课程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目前，他的研究兴趣及研究重点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国际收入差别理论、数据表示法（datarepresentation）、萧条经济学等。基德兰德现年60岁，出生于挪威，并一直保留着挪威国籍。他1968年毕业于挪威经济和商业管理学校，1973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基德兰德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和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作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基德兰德的教学和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讲授课程主要包括高级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分析等。1973年，基德兰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亚历山大•亨德森奖；1982—1983年，获得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由胡佛研究机构提供的约翰•斯托弗国家奖学金；1992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刊的特别会员（一般来说，获此殊荣者必须是被广泛认可的具有突出成就的专业经济学家，而基德兰德则成为享此盛誉的经济学家之一）；1996年他开始兼任在经济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的编委。
